photo by Annie @ Shanghai

从圣诞到元旦再到春节，从香港到伦敦再到上海，
只有坐在没有暖气的家里，看看春晚上的赵本山，混合着窗外间或的烟花声，
才真正感觉到是过年了。
走了一年，已是新岁。

香港的年关四处都是打折，大型的shopping mall里总是能遇见孩子们唱圣歌，
又一城里还有装扮成公主、怪兽、小矮人的外国演员在圣诞老人的带领下，载歌载舞地在商场里穿梭。
而伦敦的平安夜则冷清得很，马路上凄冷到可以拍鬼片。
圣诞节所有的商店、超市、便利店、餐厅清一色关门，
地铁系统也全面停止运营。
因此，平安夜的大街小巷就算偶尔能遇上几个路人，也是提着大包小包的食物步履匆匆地低头赶路。
按照英国人的习惯，圣诞是要和家人一起度过的。
于是，站在平安夜的伦敦街头，肆意地行走在马路正中，感觉整个伦敦成了一座空城。

而到了31日的新年夜，则是截然相反的另一番光景，
几乎所有的伦敦人都一夜之间出现了。
他们没有所谓的春晚，也不需要春晚，
所有人都涌上街头，来到特拉法尔加广场，来到滑铁卢桥上，来到泰晤士河边，来到大笨钟下。
认识的，不认识的，人们从四面八方聚集到一起，没有专门组织的文艺演出或晚会，
有的只是广场中央电子屏上滚动播出的封路及停运地铁的信息，偶尔插播几条明星预祝全国人民新年快乐的视屏；
有的只是滑铁卢桥头被吊车高高悬起的音箱，高声放着英伦摇滚；
有的只是带上吉他或是鼓走上街头的路人；
有的只是和着音乐载歌载舞的人群。
人们就这样挤在广场上、桥上、街上、岸上，自high着。

Icy拉着我在人与人的夹缝中艰难地穿行，其实我们心里是有些恐慌的。
好在身边到处是警察和骑警，当然骑警旁总是有合影的路人。
一路上见过喝醉的黑人砸了酒瓶就开始骂街，
见过消防队员抬着一丝不动的人去救护车上，
也见过警察抓了闹事的青年按着他的脖子戴上手铐……
我们互相紧紧拉着，生怕被人挤散。
Icy说，如此这般手牵手走在街头，周围的人定是觉得我们是对拉拉，谁叫伦敦的同性恋文化也那么丰富呢。

我们翻过滑铁卢桥，一路挤到特拉法尔加广场。
电子屏幕上出现动画人物Simpson向众人拜年的时候，全场一片欢呼声。
两对老夫妻早早来到广场上，静静地站在电子屏幕前。
丈夫从背后紧紧搂住妻子。
他们保持这个姿势在原地、在冬夜里默默站了两个小时，
看周围的年轻人高举着酒瓶载歌载舞地经过，
看放灯的人点起一盏盏小红灯笼飞上天，
看打扮得奇形怪异的姑娘们抱着保暖壶奋力微笑。
零点钟声敲响的时候，广场上无数个角落撒起了香槟，人们纷纷拥抱在一起。
老太太转过身，和她的丈夫久久地吻在一起。
随后又转回身来，两个老太太相互拥抱，
在对方的耳边彼此互道着happy new year，眼中噙满了泪水。
背后巨大电子屏上直播着泰晤士河上的烟花，
光亮映在老人们的脸上，从她们的泪光中反射出晶莹来。

酒精的味道很快弥漫了大街小巷。微微觉得有些呛。
所有擦肩而过的人，无论认识与否，都微笑着互道happy new year，
间或也听到一声中国人在广场上的高喊：新年快乐！
回家一路上我所说过的happy new year的次数超过了我曾经所说过的总数。

photo by Annie @ Trafalga Square, Regent Street, & Leicester Square

到了春节，在上海，我们不说新年快乐，
我们道新年好。
我喜欢这种问候，一个好字，囊括了所有美好的祝愿。
新年好！

回到上海的生活，即是每天睡个懒觉，起床买奶茶和手抓饼，
带上林的单反，假扮成摄影记者或是实习生，跟着没头脑出没于一家家电影院。
散场以后，一个人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走到天黑。
在伦敦和墨尔本的时候，我都在想，
为什么我从来没有拿出过些许执着的态度仔细地走一走香港和上海？
其实上海是一座更值得细心摸索的城市，只有耐着性子地寻觅，才能发现她的美好。

在国外的时候，拿一张地图站在马路上，不出五分钟，就会有人善意地走上前来，问我是否需要帮助。
尽管大部分时候，我并没有迷路。
我有一次走在伦敦的soho区，边走边看地图，
一位穿黑色外套，拄拐杖戴翻边礼帽的白发老人满脸笑意迎上来：
"Get lost?"微笑中又带着几分得意，"London is so big huhh?"
其实我当时只是拿着地图查看周围的建筑都有些什么典故。
我说要去St. James Sq.，老人说他正要去St. James Park，可与我一路同行，于是便一路攀谈起来。
他问我圣詹姆士广场有些什么？为什么要去那里？我答，看书上说，有许多不同风格的古老建筑。
他问我是不是很喜欢建筑？我说是，尤其是教堂和剧院。
老人笑着说，那你一定会爱上伦敦的。
他说，现在人们都不去教堂了，信徒们全都涌去剧院，那里才是伦敦人聚集的地方。
他接着问我，在伦敦住在哪里？是不是习惯？
我答先前住在Holiday Inn，也住过hostel，圣诞后搬去朋友的学校宿舍。酒店实在太贵，不能天天住。
老人又一次笑着回应："Exactly, everything is expensive in London."
又一次笑意中露出得意。
他一路热心地给我介绍——
右手边这是国家肖像管，很值得一看，今天不开门，你要星期一来。旁边是国家艺术馆，一定要去。
对面是圣马丁大教堂，是个很古老的教堂了……
虽然他说的大部分我都已经知道，但依然享受如此热情又愉快的谈话。

在上海，
在这个我以为可以生活得更自在更高傲的上海，
在这个我以为自己可以来去自如的上海，
在这个如此之大以致常常会在纵横交错的马路间迷失自己的上海，
有的时候却又不免让人寸步难行。

我向香樟花园隔壁那家面包房的店员问路，我问什么她都答嗯嗯嗯。
往运光方向的167是不是在对面坐？嗯。是不是左手边？嗯。是不是在那里（我指了指右手方向）？嗯。
我感谢了她，转身离开。
她还是嗯了一声，没有说不客气，没有跟我攀谈的意思，没有微笑，当然也没有得意的表情。
想起了前两天我和林在七甫路问路，先后问了三个人，指了三个不同的方向。
我们无法理解的是，上海人为什么不知道要乱指一气，为什么不能明白地说不知道，哪怕是冷冷的。
所以我在上海街头迷路的时候，并不担心没人会来帮助我，反而要提防那些指路的人是不是诈我。

我并不是因为去了洋气的城市，就瞧不起上海。
每次别人问我喜不喜欢香港的时候，我总是说，我喜欢上海。
可是每次别人问我是什么地方人，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我都会觉得一丝羞耻。
为公车站没人排队感到羞耻，
为随地吐痰和乱扔杂物的行人感到羞耻，
为自动扶梯上总是有人大模大样地站在左边感到羞耻，
为没有告示或广告教育人们要怎么站感到羞耻，
为大街上找路人募捐的孩子摆出一副抢钱的样子感到羞耻，
为跟老人抢座位的母亲和她的孩子感到羞耻，
为上海人莫名其妙的优越感感到羞耻……
为没有人因为以上种种有一丝羞耻感而感到羞耻。

林说，曾经以为，过些年，等现在中年的这代人老了，情况就会好的吧。
可是现在看到年纪还那么小的孩子，行为就开始令人发指，不免心寒又绝望。
没有人教育他们，告诉他们正确的行为，给予他们正确的是非观，
于是他们模仿着上一代，他们插队，抢位子，乱扔垃圾……
并因为插队成功或抢到座位而受到大人们"头子活络"的赞许。
然后笑，得意地笑。

我为这座我所深爱的城市感到骄傲，却为生为这座城市的人感到自卑。
我拒绝说上海话，我坚持和每一个上海人说国语，并接受他们随之而来的高傲的眼神。
也许一座城市的人永远会有他们的自我优越感，
就好像那个伦敦老人的微笑中总是藏着一丝得意，
就好像我常常被香港人问，是不是台湾人？不是。是不是新加坡人？不是。
然后不再有人问我问题。
但至少有一天，
即使没有上海人主动为生人指路，起码人们不会乱指；
即使没有上海人主动给老人让位，起码抢位子的孩子会遭到家长的批评。

无论我明天会生活在哪里，我永远都会告诉别人我是上海人。
只是要再过多少年，我才可以回答得更响亮些，得意些？

我的沸点很高也很低，总是会因为别人毫不在意的细节而兴奋不已，
而这样的细节却常常很难把握。
我会翻遍整个海德公园，不为戴安娜王妃的寝宫，也不为女王筑坝拦水修建的人工河，更不为周末的自由演讲角，
而只为找一尊小小的Peter Pan的雕像。
看到来自世界各国的游客不断地前来与这个小飞侠合影，就足以让我激动一整天。

photo by Annie @ Kensington Gardons, London

小的时候很痴迷童话，其中以英美作品居多，
现在依然能记得的小时候读过的中国儿童文学作品，大概也就叶圣陶的《稻草人》和冰心写的几则故事了。
而外国的童话却还清清楚楚记得许多。
记得那时候我得到一本硬面装帧的红色童话，里面收录了
奥斯卡·王尔德的《巨人的花园》、欧·亨利的《最后一片叶子》、莫里斯·梅特林克的《青鸟》这样的名著。
那其实是一套彩色童话系列中的一本，其它还有蓝色童话、绿色童话……
我每每在书店或是别的小朋友家里翻到其他几册的时候，总是羡慕不已。
现在回想起来，诸如O Henry的作品，原非写给孩子看的童话，却也被编者收录进来，配以精美的插画。
料想那时候的我也没认得多少字，能读懂这些故事并且至今记忆犹新，全靠那些插图吧。

曾经有人说，儿童文学家是所有作家之中最值得人们尊敬的，
因为喜欢孩子的人，一定是可爱的，是充满了爱和关怀的。
然而我觉得，那些为儿童文学画插图的插画家们也同样伟大。

在英国（甚至全世界）几乎每个大人和孩子都知道写The Tale of Peter Rabbit的Beatrix Potter，
写Alice's Adventures in Wonderland的Lewis Carroll，
写The Wind in the Willows的Kenneth Graham，
写The Story of Doctor Dolittle的Hugh Lofting，
写Winnie-the-Pooh的A.A.Milne，
写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ens的J.M.Barrie。
可是有多少人也知道画彼得兔的也正是Beatrix  Potter，
有多少人还记得画爱丽丝的John Tenniel，
画小熊维尼的Ernest Shepard，
画彼得潘的Arthur Rackham，
画《天方夜谭》和《睡美人》的Edmund Dulac？
在书市上能卖出更好价钱的还有William Blake, Thomas Bewick, Eric Gill, Robert Gibbings,
William Russel Flint, John Buckland Wright这些人的作品。
我很怀疑，如果没有这些伟大的插画家，那些文学作品还会不会像今天这样几十年来依然走红。

我有点搞不清楚肯辛顿花园和海德公园的关系，单从地图上看，它们是同一大片绿地上相邻的两个花园，
我不确定，肯辛顿花园是不是属于海德公园的一部分。
有一种说法，是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ons带旺了肯辛顿花园，所以肯辛顿市政会送了一份谢礼给作者Barrie。
你一定想不到英国人的创意，
这份礼物居然是肯辛顿公园的钥匙。
而Barrie则把这把钥匙转借给了为彼得潘画插图的Rackham，好让他随时游园写生。

  据董桥在《再见Rackham》一文里所述：
  “J.M.Barrie那时候已经过时了，
  他的小说他的戏剧在伦敦书店里两三英镑买得到出版本，
  1906年那部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ons不一样，故事世代传诵。
  又是Arthur Rackham画彩色插图，画黑白素描，八九十英镑算便宜。
  画家签名本标价一两百英镑我见过两本。”
  1906年的出版成了那年圣诞节红遍英国的畅销书，
  一红红了整个爱德华时代。
 
  1976年冬天，董桥曾在Long Acre一家旧书店找到
  一本1912年版的Peter Pan in Kensington Gardons，
  绿皮烫金，Hodder and Stoughton出版，Chelsea Bindery手工装帧，
  老板卖两百五十英镑，还是相识的。
 
  我后来在伦敦的书店里也买了一本，封面上的彼得潘是我没见过的画风，
  看封底介绍，是位叫做Alice B. Woodward的人所画，
  我并不识得，价格也不贵，
  虽并不十分钟意，但也清楚自己实在买不起旧版的，也就索性收下。
  结果随手一翻，
  竟是那副我识得的《Looking very undancey indeed》，
  分明是出自Rackham之手。
  在1912年的绿皮烫金版里，这幅图被特别印制成明信片夹在书页里。

在画了彼得潘的第二年，Rackham又画了爱丽丝漫游仙境，同样卖座。
难怪他和Edmund Dulac并称为二十世纪初叶“插图礼品书籍”(illustrated gift-book) 最顶尖的插画家。
我在伦敦的书店里也特别找过爱丽丝，用的大多是John Tenniel的初版作品。
我新年第一天特地去牛津寻觅了爱丽丝故事的发源地——Christ Church。
（这里后来也成了哈利波特的取景地。）

photo by Annie @ the Dining Hall, Christ Church, Oxford.

 
(John Tenniel笔下的Alice and the White Rabbit。)

故事大约发生在1862年，
Alice的本名叫做Alice Pleasance Liddell，当时是个十来岁的小姑娘，
她的父亲Henry George Liddell是牛津大学的副校长，也是基督教神学院的系主任。
他们当时一群人正在沿泰晤士河划船，从牛津附近的Folly Bridge前往五英里外的Godstow。
行船过程中，Charles Lutwidge Dodgson给Alice和她的两个姐妹讲了个故事，并且故事里的主人公也用了爱丽丝这个名字。
小女孩很喜欢这则故事，要求Dodgson把它写下来。
两年后，Alice Liddell收到了故事的初稿，她也成了爱丽丝漫游仙境的第一读者。里面还有Dodgson自己画的插图。
又一年以后Dodgson用笔名Lewis Carroll出版的小说正式上市。

据说故事里那只兔子的原型便是Alice的父亲。他每天晚餐后都要从后面一个狭长的盘旋着的阶梯离开大厅，
那便成了故事里爱丽丝掉入的兔子洞。
在教堂Dining Hall进门左手第五扇大花窗上，仔细找，能在角落里发现爱丽丝故事里的主人公形象。
虽然小小的远远的很难辨认清楚，但依稀能看出是John Tenniel的画风。
而就在大厅入口处右手边一堆肖像画的右下角，挂着作者Lewis Carroll的画像。

 
photo by Annie @ Christ Church, Oxford

我爱英国，爱伦敦，
爱他们的诗作、雕塑、电影、建筑、教堂、集市，
爱街头涂鸦和街头艺人，
甚至爱伦敦人的口音，
爱那些鲜活的作品，爱那些儿童文学作家，
更爱那些伟大的插画家。
很少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也很少有人为他们建碑塑像，
但人们都识得他们的画风，根据他们的想象，为他们笔下的人物塑像。
他们用他们的作品，让这些小说永远鲜活，让我们永远记得他们。

这就是我喜欢伦敦的地方，
它让我感觉离我所爱的人和事那么近那么近。

 
photo by annie @ Big Ben, London

从飘着雪的伦敦回到二十多度的香港，回到有着让人又爱又恨的网络和移动电话的现代化没文化的生活，
上网看到满世界都在关注的以色列攻击加沙的新闻。
周六那天，本来打算去西敏寺给牛顿乔叟扫扫墓。
沿威斯敏斯特桥刚过了泰晤士河，走到Big Ben下的时候，突然大批警察和记者从后面追赶上来，
随后是大量的巴勒斯坦人高举着象征和平的彩虹旗或是身披着国旗，手持着标语，洪水一般涌来，
其中不乏有老人、妇女和孩子。
他们一路高喊着Free free Palestine！Free free Palestine！
就这样高傲地从白人面前走过，从记者的高炮镜头前走过，从丘吉尔、曼德拉的塑像前走过，
从大本钟下走过，从市政厅门前走过，从唐宁街门口走过，从御林军马队面前走过，从白厅门前走过，
去往伦敦最著名的Trafalga广场。

photo by annie @Trafalga Square, London

著名的唐宁街(Downing Street) 自1732年以来，一直是历届首相的家，
出于安全的原因，从1990年开始，这里铁门紧闭禁止闲人入内。
我第一次经过的时候，远远的就见到有许多人围在门前，对着漆成黑色的铁门和警卫拍照留念，
走近细看，发现没有什么特别的景观，料想便是首相先生的家了。
（也许是中了Love Actually的毒，我当时的第一反应居然是Hugh Grant住在里面。）
第二次来到这里的时候，只见游行示威的人群留下满地的鞋子，男男女女大大小小运动鞋高跟鞋各款皆有。
有记者粗略估算了一下，竟也有一千多双，作为一种穆斯林的象征符号，
来表达对在加沙的攻击、对英国政府的沉默、对媒体失实的报道的失望和愤恨。
到处可见End our government's silence的标语。

photo by annie @ Downing Street, London

他们不仅仅是喊喊口号、发发传单、扔扔鞋子那么简单，还有非常有组织的演讲。
游行的人沿白厅街一路聚集到特拉法尔加广场，在伦敦最有名的雕塑——
Nelson纪念碑下搭起演讲台，领袖人物接连上台演讲并带领众人高喊示威口号。
这是我在新年夜倒计时之后，又一次看到特拉法尔加广场上人头攒动。
游行的人群一直挤到了广场外、大街上、地铁口、National Gallery前的平台上，
还有马路对面的St Martin-in-the-Fields教堂门前的台阶上。
这是一座建于1726年的皇族出入的教堂，查理二世曾在这里洗礼，
他的情妇——内尔格温的墓室也在教堂里。
推门进去，教堂里的乐队依旧排演着安宁肃穆的曲子，伦敦人静静地坐在教堂大厅，
默默倾听着古典乐曲，丝毫没有受到一街之隔的高涨的游行气氛的影响。

而教堂外，仍然有参加游行的人从四面八方不断地涌向广场。
据报道，截止到下午两点，组织者称有超过五万人参加了游行，并且还会有更多的人加入。
他们相互拥抱亲吻，跪地祈祷，
他们向路人散发传单，举着标语站成一排引记者来拍照，
他们把布娃娃涂得满身血腥，一路在地上拖，
他们把球鞋插在木棍上高举过头，
他们把示威的标语插在国家美术馆前的名人雕像上，
直到演讲台上的人最后说“Thank you for coming today...”
他们最后呐喊着Free free Palestine！
才纷纷四散开去，融入到伦敦冬季早早开始的夜生活中去。

我绕过国家美术馆，经过小道上Oscar Wilde雕像的时候，
只见三个街头艺人做在王尔德的雕像上，弹着吉他唱着小曲儿，
另两个小伙儿在一边地上滚着趴着兜着圈子跳着街舞。
从广场走来的手持标语的巴勒斯坦孩子天真地望着他们的舞蹈大笑着。
他的父亲也举着巴勒斯坦国旗驻足在旁边，轻松地笑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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